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我可以分享一下在经济领域的变化，想表达的结论非常简单：共和国今天的很多经济特色，都是有历史形成原因的。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很多问题，也并非是一日之寒....

而最有趣的是，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改革思路和后三十年的改革思路，证明了没有一直正确的做法，只有不停与时俱进，才能走在时代前沿

其实看到一个匿名朋友的回答非常精彩，阐述了共和国建国后到改开前集权-分权-再集权-再分权的道路。有些时候我们看历史，大角度着眼觉得风平浪静，但细节处往往惊涛骇浪。而这种考据细节的乐趣，远胜大而化之地指点江山。

• 1949-1955，经济集权

解放之后，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五计划开始之后，国家计委统筹规划，直接计划和简介计划相结合。国产计委管理的工业品产值占总产值的60%左右。

更关键地，这种经济上的集权，是领导集团的一致看法，我们引用两位主要领导人在1955年对此的观点，这个时间非常精髓

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 - 党的文献
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统筹安排就是全面计划 -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篇幅所限，不再冗余举例，可以看到，在1955年的时候，对于统筹规划，自上而下是没有太多反对意见的。

• 1956-1962，经济分权

可以夸张一点说，今天人民银行既要又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也有锅。赫鲁晓夫在1956年春天做的那个秘密报告真的是改变了很多东西，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在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和上文中截然不同的表述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当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论十大关系

对比上文中1955年的表述，这种转变是非常激烈的，全国统筹兼顾和给地方更多独立性是两个看起来可以实现，但实际上非常难以兼得的目标。

在此期间，中央直接征收的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的比例从40%下降到20%，企业开始留存利润。工业企业管理开始下放地方

这种突然的转向是非常突兀的，很多人都会讨论庐山会议上的转向，但实际上，从1956下半年开始，这种转向对于经济的干扰就已经开始凸显，经济增速开始下滑。而过程中，关于基建投资是否应该增加的争论开始在高层浮现，经济下行期间靠基建维持增速可不是改开后的发明。而在两年后的南宁会议，这种争论更为激烈。庐山会议更像是一个量变引起的质变，某种意义上说，南宁会议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庐山会议

右派的进攻，把某些同志抛到了右派的边缘，只剩了50米

从结果上来看，这种经济分权是失败的，没有市场机制的情况下，缺乏统筹规划并没有激发经济的内生动能。政治挂帅，群众路线，自给自足并不能完全取代专家路线的作用。共和国未来会有一天依赖自由化获得经济辉煌，但在1958年，这种新式的生产关系并不适合当时的生产力

• 1962-1966，经济再集权

西楼会议上，实事求是，有理有据，有问题分析有解决方案的《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客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博得满堂彩，而从侧面也说明了一个月之前的七千人大会具备相当的共识基础。

而之后的经济再集权顺理成章，企业管理权重新回归中央，部属企业的数量达到了五位数，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的比例从之前20%上升到60%。全国重新一盘棋。

对外这段时间被叫做“调整时期”，而在内部，它被叫做“恢复时期”

所以当后来人研究中国早期经济周期的时候，我记得BOJ就提过，中国早期经济周期完全和全球周期没关系，那是当然.....

• 1966-1976，经济分权

当虚君共和的设想第二次被提出，中国经济又一次进入了分权阶段。

上面是前三十年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概念，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什么在80年代，为什么会有对于经济集权的呼声和诉求，因为历史上来看，浪漫的命令主义和自由主义，在1949年-1976年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更多是拖累而非推进。

然而历史有些时候就是这么有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想匹配的铁律依然生效，前30年反复的集权和分权改革让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都没有修养生息的机会，但留存下来的，是不喜欢走极端的经济工作者，以及获得了初步积累的工商业。

从1978年开始到1992年，改革从农村/企业向价格体制和企业体制发展。中间一直伴随而来的，是前三十年教训的魅影，经济掌舵人对于自由散漫的警惕从未消失，权力下放曾经给共和国经济带来的苦难让改革看起来非常缓慢。在很多年后，有些人非常浅薄地从结果出发，认为所有在80年代反对改革的都一定是错误的。但实际上，正是这种警惕和谨慎，让共和国成功避开了80年代-90年代的两个大坑。在争论中，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慢慢得到普及，白猫黑猫的比喻水到渠成。

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在前三十年中，集权时期的主力-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所有国有经济无法触及的领域，分权时期的经验得到了应用并且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动能。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改革初期很多国有企业在进入市场经济的时候，也遇到了和前三十年经济分权时期一样的问题，资源无法有效配置，价格信号失效（这导致了后面的价格闯关）。

92年之后，苏联解体意味着中国经济脱离了贯穿80年代的短缺经济学争论。对于需求的拉动成为共识，自由市场的建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开始下降。

可以说，前三十年共和国的经验是，自由散漫的经济主张往往带来经济增速的放缓，而后三十年完全反了过来，自由带来经济增长的扩张。这种转变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内生动能在1980年和1958年无法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也和全球经济的自由化有关。2008年可以说是全球化的顶点（当然我非常希望他可以再创新高）。

时至今日，所有的经验依然摆在我们眼前，而我们会发现没有什么亘古不变的发展规律，自由主义曾经给中国经济带来痛苦，也给中国经济带来辉煌，集权主义曾经给中国经济带来辉煌，也桎梏过中国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生产关系要和生产力相匹配。

所以我一直觉得改革并没有终点，不存在最优解，而每次经济增速放缓之后，都会倒逼改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