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35年左右，但由于人口老龄化，之后很难拉开与美国的差距。

一、中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对比

所谓中国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典型的东亚模式，即：政府主导经济、出口导向、高储蓄率、以996的方式发展经济等，典型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诸多东南亚国家。那么中国的经济奇迹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相比，是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可以对比东亚各经济体经济腾飞40年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

受朝鲜战争订单驱动，日本经济从1953年开始腾飞，到1993年正好4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从1961年开始经济腾飞，成为东亚第二波崛起的势力；中国大陆经济腾飞则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崛起，到2018年正好40年；印度虽然不算东亚经济体，但也可以拿来对比，印度在1991年开始“改革开放”，越南则是在1989年。

从图中可以看出，日本在经济腾飞40年后，人均GDP从226美元上升至35766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在经济腾飞40年后，人均GDP仅从229美元上升至9780美元。韩国历经40年经济腾飞，人均GDP从94美元上升至11253美元；中国台湾从161美元上升至13448美元，取得的经济成就均丝毫不逊色于日本。在人均GDP的角度，中国大陆经济腾飞速度快于越南和印度，但是略逊色于其他东亚经济体。

如果按增速来看，似乎可以看出更多的信息：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经济腾飞期间，韩国以年化14.3%的经济增速排第一；其次是日本的13.5%，再次是中国台湾的12.32%。中国大陆经济腾飞40的年化增速仅9.8%，高于越南的8.1%和印度的7.2%，但低于其他东亚经济体。

从图中也可以看出，在1978年-1988年期间，由于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物价波动较大，相比日韩台等经济体增速较为缓慢。中国直到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才真正放开手发展经济，但此阶段国企改革滞后，银行坏账积累太多，经济增速也赶不上同时期的日韩台。直到1998年后，朱相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启动国企改革，并清理银行坏账，叠加2001年加入世贸的推动，中国经济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腾飞，GDP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速，1998年-2008年乃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也就是这一阶段中国GDP连续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最终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十年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好赚钱的十年，无论什么学历背景，只要做生意基本都能发一笔。

在很大程度上，我国自改革开放的40年来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这不足以成为我们骄傲的理由，要知道相比其他东亚经济体，这4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绝对优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经济腾飞40年后均成为了发达经济体，但是中国大陆在经济腾飞40年后依然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作努力，保持谦虚才是应有的态度。

如果按GDP总量来看，差别会更明显，日本在1950年-1990年期间，GDP从110亿美元上涨至30536亿美元，上涨将近300倍。韩国在1960年-2000年期间，GDP从20亿美元上升至5618亿美元，上升280倍，同一时期中国台湾GDP则从17亿美元上升至3315亿美元。越南的GDP则在1991年-2018年的27年里，从246亿美元上升至2449亿美元，上升10倍左右。印度GDP在1991年-2018年的27年里，从2969亿美元上升至27263亿美元，上升不到10倍。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GDP总量在1978年-2018年的40年中，从2138亿上升至13.89万亿，上升不到70倍。相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均不算高。哪怕和印度比，1978年-2005年的27年里中国大陆GDP总量从2138亿上升至22866亿，上升了10倍，仅比越南和印度略高。

当然，考虑到按美元折算存在的汇率波动问题，也可以用购买力平价PPP来对比，虽然购买力平价所采用的物价标准未必能反映一国物价水平（比如中国巨无霸汉堡价格明显低于美国，但是中国包括肉类在内的食品价格并不比美国低），但购买力平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汇率带来的影响。

东亚各经济体经济腾飞期间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的GPD增长倍数走势：

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明显强于印度和越南，但慢于日韩台同阶段的GDP增长倍数。改革开放40年来，按购买力平价来算，中国大陆GDP翻了100多倍；但同期日韩台翻了200倍左右。原因可能有这么几点：1、日韩台作为中等经济体，经济转型负担小，产业升级较为容易；2、50-70年代全球经济形势较80-10年代形势好，那个时候全球经济增速普遍较高，越早开放的经济体越能享受先发优势。

所以说，中国经济奇迹在东亚成功经济体中并不是最快的，如果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算上人口增速的差距，中国经济增速相比越南和印度优势会稍小一些。

当前的一个问题在于，中国经济提前进入减速阶段，这一点比同阶段的东亚经济体要更麻烦一些。

首先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相比很多新兴经济体，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

可以看到，中国在经济腾飞40年的时候国民平均年龄为37.4岁，接近于老牌发达国家美国的37.9岁。明显高于同阶段日本的34.5岁和韩国的31.9岁，也就是说，我国有未富先老的倾向。

同阶段的中国和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相比，老龄化程度则明显较其严重。2009年的时候中国人均年龄34.5岁，明显高于同阶段越南的29岁和印度的26岁，计划生育带来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是未来中国经济最大隐患。

老龄化也会导致储蓄率的下滑，要知道我国过去是靠高储蓄换来的高投资率，如果未来储蓄率下降，银行很难再像以前那样低成本融资，企业也将面临信贷资源匮乏的问题。

人口抚养比（老人和小孩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会导致未来我国储蓄和投资不足：

其次是教育问题，我国虽然在国民教育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人均受教育年限仍较低。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人均国民受教育程度仅为初中二年级水平，与同阶段东亚经济体有一定差距，。但如果未来能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均受教育程度的话，相信我国人均产出有较大提升空间。

债务率过高也是未来经济发展一大隐患：

近十年来中国有过度加杠杆的倾向：

过去10年，我国大力举债发展经济。特别是09年“四万亿”，虽然抬升了GDP总量，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债务，我国可能会面临一定金融风险。如果想去杠杆，则必须承担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日本90年代至10年代，整个国家处于去杠杆的状态，经济增速非常低迷，“通缩+去杠杆”导致日本失去了整整20年。美国在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之后也有过几年去杠杆时期，经济出现负增长的状态。因此，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于：到底应该为了防金融风险而去杠杆，还是为了稳就业、拉经济而稳杠杆甚至继续加杠杆，举债发展经济的模式到底可不可持续。这无疑加大了制定经济政策的难度。

国企对民企有一定挤出效应：

日韩台等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腾飞阶段国企对民企挤出效应不如中国大陆这么严重，日本和韩国虽然存在规模巨大的财阀，但这些财阀基本按民企的方式运作，市场化程度较高。当前的中国则存在一定的国企挤出民企的问题。一方面国企效率平均来看不如民企，但又占据了太多资源（非市场化保护、隐性信用担保导致其占据大量信贷资源、上游价格控制等等），因此国企对中国经济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其可以起到经济稳定器，也有利于经济调控和平衡；另一方面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错配。尽快推动国企混改、按市场化运作是有必要的。

我国过早地面临美国战略围堵：

另一方面，由于体量太大，中国过早的遭受了美国的战略围堵。韩国和台湾省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基本没遭遇过美国的遏制，日本在80年代中期遭遇美国的打压，被迫签订《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最后引发金融海啸。但日本是在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后才被美国大规模遏制的，中国则不然，中国由于体量太大，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时候就遭到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未来中美关系会非常复杂，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拖累。

我国面临的区域差距问题远比其他东亚经济体严重：

区域差距加大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问题，首先面临的是沿海和内陆的差距。内陆地区由于缺乏港口海运优势，在国际贸易分工和产业链转移中不像沿海那样占据优势，因此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沿海地区。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看，内陆地区人均GDP不及沿海一半，西部落后省份人均GDP不及发达沿海省份三分之一，差距非常惊人。在未来我国的产业升级转型中，沿海地区的中低端制造业可能由于人力成本和海运等原因迁移至东南亚地区，内陆地区有可能享受东部产业转型的好处，和沿海地区差距会进一步加大。日韩台等东亚经济体面积较小，不存在沿海和内陆差距过大问题，发展不会受到这种限制。

如果内陆和沿海差距进一步加大，未来我国只能更依赖财政转移支付，将沿海的税收转移至内陆

除了沿海和内陆的差距，近些年南北差距也越来越严重，东北由于官僚主义过重、传统重工业型国企占比过高以及人口流失等问题，经济增速长期处于全国倒数。华北经济也在减速，天津、山西、内蒙等省市经济增速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山东则低于东南沿海各省份。可以说，华北和东北这一范围内，除了北京经济发展比较耀眼之外，其他省市经济增速均较为暗淡。官僚主义、国企占比过高和气候等因素对我国北方地区经济增长形成一定拖累。

近二十年来中国区域差距有所加大，南北经济差距较为失衡（红色程度越深则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绿色为深则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体来看，相比日韩等中小型经济体而言，中国大陆这样的大型经济体经济转型的难度会大一些，日韩只需抓住少数几个产业（如汽车、半导体、造船等）就能扶摇而上，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中国不行，中国要想以14亿人的体量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则必须把全球大多数产业都抓在手中，而且不仅要抓住高端产业（留给沿海地区），也要抓住中低端产业（留给中西部落后省份）。所以，我国经济发展的难度远大于曾经的日韩。

那么中国相比其他东亚经济体有没有别的优势呢？当然是有的。

首先是城镇化率较低，未来城镇化可以继续助力经济增长：

可以看到，在经济起飞的第40年，日韩的城镇化率均达到70%左右，基本进入城镇化后期。而我国当前的城镇化率仅为60%，虽然我国在城镇化统计存在一定低估，但可以推测，未来十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预计将达到70%左右，城镇将新增1.5亿人口，这会带来很强的消费力，也会进一步抬升房价。城镇化与工业化一直是过去中国发展经济两大利器，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并不为过。

中国城镇化还有很大空间，未来10年城镇化仍是推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

当然现实的问题在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较为枯竭，指望像过去那样农村无限制向城镇供应廉价劳动力是不现实的了。要知道农村人口虽然很多，但是有三分之一是老年人，老年人不太可能迁移至城镇。剩下的年轻人口有一部分要承担农业生产任务。因此，要解放这部分农村年轻劳动力，应该推动土地产权改革，发展土地集约化，用机械化的方式去提高土地利用率，以此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其次是我国内部市场及其庞大，仅靠内需就可以提振经济：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对外需依赖程度没有那么高：

韩国人口大约5000万人，中国台湾2000多万人，日本1.2亿人，这三个经济体的共同点在于内部市场非常狭小，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外需才能发展经济（日本内需稍微强点）。但是中国大陆总共有将近14亿的人口规模，占地球总人口五分之一左右，内需极其庞大，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可以走出一条和日韩台不一样的道路。

比如移动互联网革命，正是因为中国大陆有如此庞大的市场，像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今日头条等公司才能凭借流量基础获得飞速发展，这在日韩台是完全不可能想象的。日韩台少量的人口规模无法支撑庞大的互联网市场，这些经济体大概率与互联网革命无缘。

另外，中国的独立性明显强于日韩等经济体：

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至今领土上仍有美军驻扎。韩国由于历史原因，军队战时指挥权也在美国手中。这两国的特点在于军事、外交的自主权太低，以致于经济政策也缺乏独立性。以日本为例，80年代中期日本受迫于美国压力，被迫允许日元大幅升值，最终引发资产价格泡沫。韩国大多数财阀（如三星）的股权则大量被美方持有。

中国则不存在这方面问题，中国军事外交较为独立，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核武器和核反击能力，在经济政策上能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主。香港的存在，让中国可以部分避开“三元悖论”的约束，在汇率可以管制、资本半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货币政策。也不会因为外部势力干预而大幅允许人民币大幅升值，在经济独立性方面，中国较日韩强了很多。

各经济体在经济腾飞之后对美国的追赶速度（纵轴为GDP占美国比重提升的倍数，横轴为以年为单位的时间）：

从图中可以发现，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腾飞后的第40年-第55年期间，对美国的追赶速度明显放缓。日本则拉大了与美国的差距（90年代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从这个角度看，日韩台等经济体在经济腾飞的晚期对美国的追赶速度普遍慢了下来。

但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经济腾飞的中后期，尚未达到晚期，根据城镇化率、受教育程度、人均收入、产业发达程度等指标，中国经济目前应该处于日本80年代初、韩国90年代初的阶段，未来尚有一定增长空间。

二、中国GDP总量什么时候能超过美国？

要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对比中美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中国的优势：

1、 庞大的体量：

这种体量主要是人口和潜在市场规模，中国有14亿人口，叠加未来城镇化推进带来的城市增量人口，消费市场非常可观，因此不难理解中国的社会零售总额超过美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每年有数百万的本科生毕业（2018年为820万，这个数字在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理工科。根据2016年的数据，全球理工科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为中国，大约470万人，其次是印度，大约260万人，再次才是美国的56.8万人。俄罗斯和日本则分别为56.1万人和19.5万人。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除了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之外，还有就是中国“重理轻文”的态度。每年国内高校大量开设理工科专业，评选985或211（现在改双一流）也是理工科学校优先，因此，中国很多一部分（一半左右）的毕业生都是学理工科专业，这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而美国进入到服务型社会后期，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财经、法律等人文社科专业，其理工科专业不被本地人追捧，大量招收其他国家留学生。另外中国每年毕业50多万的硕士和5万的博士，且规模持续增加。

2、 更高的动员效率：

东亚国家受历史影响，集体主义更加明显。而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这种举国体制有利有弊，比如在足球方面就不太行）。相比美国，中国政府能调动和支配的资源明显更多，在宏观调控能力方面东亚国家都属于世界前列，因此西方学者才认为东亚经济体普遍采用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发展初期确实能发挥很强的作用。

3、 勤奋且节俭的国民：

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具有勤奋、节俭、重视教育、忍耐、集体主义等特征。勤奋，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在经济发展阶段压低工资，提高企业报酬，正是因此东亚国家在发展初期可以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吸引投资，实现资本原始积累。节俭则体现在储蓄率上面，相比非洲国家，东亚人民喜欢大量储蓄，这为银行提供了较低的负债成本，也带来了更高的投资率。重视教育则是东亚国家相比拉美国家能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像巴西或阿根廷等经济体，由于缺乏足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理工科人才，最终很难发展出高附加值产业。

中国的劣势：

1、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

中国的老龄化趋势非常严重，预计本世纪中叶中国养老金缺口会非常大：

计划生育的好处在于降低了人口抚养比，解放了相当规模的劳动力，提高了人均资本的积累速度，这是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速明显高于印度的原因之一。但弊处在于，计划生育叠加房价上涨和生育意愿自然性减小，导致未来中国人口结构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日本90年代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陷入二十多年的通缩陷阱之中，欧洲近几年也出现这样的趋势。而中国未来老龄化的问题可能会比日本还要严重。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老年人占比可能会超过三分之一，这将削弱储蓄率，带来消费意愿的低迷，以及沉重的债务问题。大多数80后、90后乃至00后会面临一定的养老问题。

2、体量太大、国情太复杂、外围环境太凶险：

相比日韩等经济体，我国想实现产业升级转型的难度较大。因为日韩体量小，只需抓住几个关键产业就能进入发达经济体，但中国要想让14亿人口都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需要把相当一部分的欧美高端产业抢过来，无论是大飞机、芯片、高端机床、制药、汽车等产业，都抢过来相当一部分才能满足我国如此庞大的体量。这势必会和欧美产生冲突。另外，国内分化较为严重，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教育差距等问题，使我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很难兼顾到方方面面，难免出现一刀切的问题。

3、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风险：

理论上来说，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赶超是时间的问题，但在外围形势越来越严峻、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之前高速增长时期所遮掩的诸多矛盾可能会逐渐暴露出来。在过去的增量时代，大多数人都能参与蛋糕做大的过程中，但如果未来某个时间进入存量博弈时期，那么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因为可支配财富的缓慢增长而产生怨气。叠加外围形势的恶化，未来国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现象可能会越来越多，这对政策制定形成一定挑战。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凝聚国力，但也会对国家政策造成一定误导。民粹主义则会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被境内外势力利用。未来，我国须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动摇，这是邓公的遗产，也是唯一的强国路线。改革不能因为内外形势变得复杂而减慢甚至倒退，同时应该更以开放而不是更保守的胸怀去面对美国的围堵。近年来民营企业经营环境较之前较为困难，要知道民企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者，对于“民企退场论”或“公私合营”这样的观点应该坚决封杀，全力支持民企发展应该被当成一种政治正确。

美国的优势：

1、人口红利：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合理之一的人口结构：

美国由于地大物博，基本上每个白人家庭养两个小孩，人口出生率不存在很大的问题。根据预测，本世纪中叶美国人口规模可能突破4亿，其中大部分都是18-60岁的人口，人口结构明显比届时的中国要年轻。到本世纪底，美国60岁以下的人口规模会占到中国一半以上。

2、制度红利：

美国的制度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确实世界上比较完善的制度之一（当然未必适用别的国家），三权分立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民主制度有效运行。不仅在政治方面，在金融方面，受益于美国的法治、契约精神和浓厚的市场化意识，美国的直接融资占比非常高，这奠定了其孵化诸多高科技企业的基础。在教育方面，美国拥有世界上独立性最强之一的大学，同时也诞生出世界上最优秀的科研体系。商业领域，成熟的资本运作让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

美国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

3、 包容的文化：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先天就对外来移民持包容的心态，因此吸纳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精英，中国和印度的工程师占据了硅谷大多数比例，西欧的移民在工商业界大展身手，犹太人则在金融领域独领风骚。除此之外，相比东亚国家，美国对小众文化更加尊重。东亚的应试教育体系下很多学生从小就被灌输了为考试而考试的想法，而美国在这方面自由一些，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不是赚钱程度来选择专业，对于科研来说也少了一些功利心。因此在基础学科方面，欧美国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而东亚国家更多培养工程师而非科学家。

在基础学科研究领域，欧美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中国大陆籍获得诺奖总人数为2人）：

4、 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地缘环境：

美国作为世界传统霸主，不仅在经济和军事上占据很大优势，在文化和道义上也有其称道之处。对西欧而言，美国将其从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手中解救出来，而且欧美从种族和文化上很相近，长期来看西欧和美国是一条阵线的。对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美国曾经瓦解了二战以前的殖民体系，是其民族独立运动的推动者。而且披着民主与自由的美国具有很强蛊惑性，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盟友。

在地缘上，美国地跨两洋，且本土地大物博，无需担负庞大的陆军开销。只需打造海空力量即可，不像中国这样，周围有印度和俄罗斯等军事强国，需要同时发展海陆空三军。

美国的劣势：

1.种族矛盾：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先天就带有多民族国家的倾向。意味着其可以在多元文化中享受到好处，但是随着未来非欧裔种群占比的提高，美国面临严重的族群分裂风险。参考古罗马帝国乃至苏联的历史，很多超级帝国都是因为民族成分过于复杂而分裂。罗马帝国是因为占人口主体大多数的罗马人比例不断萎缩，最终被人口占比逐渐上升的日耳曼人取代。苏联则是各加盟共和国来自不同民族，这些民族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当国家蒸蒸日上的时候各民族的文化冲突可以缓解，但当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这种文化冲突最终会引起国家分裂主义。

曾经占人口主体的欧裔白人占比不断下降，美国国家分裂风险逐渐上升：

几十年后，如果美国政策没有太大变动，预计美国国内的欧裔白人占比会不断走低，英语的地位会受到西班牙语挑战（因为拉丁裔占比上升）。届时美国可能会强化基督教的作用，效仿印度那样用宗教来提高各民族凝聚力，但这会削弱其国家竞争力，种族矛盾和贫富差距也会加剧其民主政治的衰败。

2.历史的轮回：

历史上没有一个霸主能维持永恒的霸权，西方的罗马、法兰克王国、尼德兰、大英帝国；中国的汉帝国、唐帝国等，均经历了崛起-称霸-衰落的命运。究其原因，和自古以来“富不过三代”一个道理。当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可以不用付出太多辛劳就能获取很多财富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奋斗的动力。想当年古罗马人打遍地中海无敌手，当获取了霸权之后就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通过压榨奴隶就可以获取源源不断的财富，自然也就失去了开拓进取的动力，最终亡于日耳曼人之手。

如今，欧美国家占据了世界产业链的顶端，美国可以通过金融和科技霸权以剪刀差的方式获取利益，欧洲则以透支未来的方式建立高福利社会。而作为追赶者，中国人民则要勤奋很多。同样是码农，美国湾区码农可以过着955的生活，拿着数十万美金的工资；中国中关村的码农却大多过着996的生活，拿着数十万人民币的工资；然而二者的产出并无很大差距。同样是产业工人，欧美的工人享受着工会的保护，不用透支身体也能过上中产的生活；中国的产业工人则必须承担强度更大的劳动义务。欧美作为享乐型社会，和中国这种生产型社会相比，过于安逸，这是以透支其未来为代价的。

未来三十年中美GDP估算：

根据东亚成功经济体经验，中国目前已进入经济腾飞中后期，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切换至中速增长，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强，经济波动降低，且经济增速中枢有连续下移的趋势。

中国已进入经济腾飞中后期，由高速增长切换至中速增长：

美国作为发达经济体，虽然存在明显的周期性，但长期来看经济增速较为稳定，拉长来看近四十年美国GDP年化增速大约2%左右，消费和科技进步主导美国经济增长。

作为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增长主要由科技和消费决定：

通胀和汇率变动也会影响GDP总量，但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考虑。十年期，国内有观点认为：中国通胀比美国高，人民币汇率也一直升值，只要高通胀和人民币升值趋势一直保持，中国GDP总量就能提前超过美国。但是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因为高通胀和汇率升值不可能长期同时持续。

实际上，10年前人民币大约6.8左右，且外汇储备激增导致人民币面临很强升值压力，那个时候国内很多预测未来十年人民币将升值至5。但十年过去了，人民币反而贬值到了7。人民币汇率和中美利差、美元指数、贸易战、结售汇等都有一定关系，但中国货币相对美国明显超发是人民币汇率近年来贬值的原因之一。

近十年来中国货币超发较为严重：

尽管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速较美国高，但由于货币超发太严重，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叠加经济增速下行预期和美元指数走强，因此从2014年起人民币处于贬值的态势。另一方面，货币超发造成高通胀，也会稀释人民币购买力。

对于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应该参考东亚其他经济体经济腾飞中后期的经济增长情况来做判断，预计未来十多年内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渐下降，预计到2030年经济增速将跌破4%，到204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和大多数发达国家持平。通胀方面，预计未来十多年中国平均通胀在2%左右。汇率方面，考虑到人民币受贸易战影响有所低估，预计长期来看应该处于小幅升值的态势，预计未来十年人民币汇率将在6-7之间波动。随着产业的升级，2030年-2050年期间人民币汇率能升值至5.5-6左右。对美国而言，其未来经济增速参考历史均值，通胀的话按2%左右估算。

2019-2050年中美印GDP走势预测：

根据预测，中国应该能在2030年左右在GDP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在之后的十年拉开和美国的差距。但问题在于2040年后，美国会逐渐缩小和中国的GDP总量差距，并有反超的趋势。另一方面，到本世纪中叶，印度的GDP总量也将追赶上来。

1950-2100年各大经济体人口走势和预测（蓝色中国、橙色欧洲、绿色印度、红色美国）：

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导致中国GDP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的原因，也是2040之后美国和印度GDP逐渐赶超追赶的原因。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总量在2030年左右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下降，到本世纪中叶将可能跌破13亿。相比之下，美国受益于合理的人口结构，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到本世纪中叶将涨至4亿人。印度人口则迅速增加，到本世纪中叶上升至17亿人。

到本世纪中叶，印度人口总量可能超过17亿，人口结构较中国更年轻：

如果考虑老龄化，则差别更为明显。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大约1/3的老年人，60岁以下人口仅为8亿人左右；美国60岁以下人口将近3亿；印度60岁以下的人口则将近14亿。此时的印度应该处于国力的巅峰，印度可能会对周边国家发动一系列战争。从人口的角度，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GDP总量在超过美国之后很难大幅拉开差距的原因。除非美元信用瓦解，人民币成为世界主要结算货币，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否则中国很难像2010年之后快速拉开与日本GDP差距那样拉开与美国差距。

从人均GDP的角度来说，我国已经告别了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期，但是工程师红利的存在，使我国依然存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的可能。预计2030年前我国人均GDP能突破2万美元，基本进入发达国家行列；2040年前后则能达到4万美元这个水平，2050年基本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中美共治全球是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唯一出路

虽然从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在2014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购买力平价很难像汇率那样真实的反映一国对世界的影响力。除非美元体系解体，否则市场化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无法升值至购买力平价应有的水平。未来三十年，中国尽管能在总量上超过美国，但很难拉开GDP与美国的差距。这就意味着综合国力而言，中国可能很难取得对美国的绝对优势。未来中美可能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参考历史，势均力敌的大国博弈间不外乎两种结局：第一种是修昔底德式，类似古代的斯巴达和雅典、100多年前英国和德国，最终双双被拖垮，成就了第三方势力。另一种是类似15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或者20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以相互妥协且较为和平的方式避开了修昔底德陷阱。

历史上仅有少数国家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在假定2030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很难拉开差距的前提下，中美相互妥协，组建G2应该是最好的一种结果。

G2的理想结果之一，以RCEP为蓝本，中美划洋而治，中国获得西太平洋地区主导权，成为区域性大国：

在理想的结果下，中美划洋而治，中国获得西太平洋地区主导权，美国退出此区域但仍维持其他区域权益。这种情况比较符合中国自身国力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上的朝贡体系的再现。

美国核心利益在中东、美洲和西欧，中国核心利益在西太平洋和非洲东部，中美都有庞大的内部市场，因此二者无根本性冲突，具备妥协的可能。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无妥协可能性，二者国界虽然被喜马拉雅山脉隔绝，但在东南亚、中亚和非洲则有很强的矛盾，弱小的印度尚且有侵略中国的野心，强大的印度很有可能像100多年前的日本那样跃跃欲试想通过战争成为亚洲的霸主。

因此未来的中美印会上演现代版“三国演义”，也类似20世纪初的德国、英国和美国，中美如果发生剧烈对抗最终会使印度获得绝佳的战略崛起机遇。相反，如果中美携手压制印度的崛起，双方最终都会因此而受益。

总体来看，尽管未来十年中美矛盾会明显加剧，但如果目光放得够长远，我国应该尽可能避免中美关系走向冷战，引导建立G2体系。另一方面，中国未来最大的隐患在于人口老龄化和改革缓慢的风险，美国最大的风险在于种族和文化分裂的风险，双方最大的威胁都在于内部，深层次、结构性改革才是这两个经济体最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