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日本NHK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穷忙族》，当时的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出现了消费降级，以及更严重的“穷忙族”现象。在《穷忙族》这部片子里，有一个扎心的灵魂拷问：为什么我工作这么努力，还是这么穷？在《穷忙族》播出将近10年后，日本NHK又拍摄了一个纪录片，就叫《老后破产》，讲的是推动二战后日本社会发展的团块世代，步入老年后面临破产的窘境。这两部纪录片在中国火起来是2018年，之所以两年前突然被翻出来并引得共鸣，自然有其原因：那时的经济因去杠杆正在经历阵痛期，股市大跌，伴随着大量P2P的暴雷，网络上消费降级的说法也铺天盖地，很多人专家说，我们今天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和二十年前的日本很像。其实，按照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横向对比，我们现在倒是不像日本二十年前，但二十年后，很可能会遇到片中日本韩国已经遇到的社会问题。作为整体，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自有其规律，这些问题可能再所难免，但是作为个体，应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如何避免以后面临片中的困境，或许是更有意义的。

1.社会发展的困境

所谓“穷忙族”，就是指一群整日奔波劳动，但是却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生活在最低保护水准以下的人。日本，曾经是拼命工作必能获得回报的社会，当时的日本却已经有400多万家庭属于穷忙族，占到日本家庭总数的十分之一。穷忙族中即有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二十几岁时还能打零工，三十多岁后零工也很难找，不得不露宿街头；也有四十多的中年人，山田先生受过大学教育，五年前，因为经济不景气，公司经营不善，他被解雇，开始在不同的加油站打零工。

原来在公司上班时，他的年薪是600万日元。但是现在，他一个人打三份工，一周四天干计时工资最高的深夜工作，年收入还是只有260万。

因为自己是大学毕业生，山田知道教育对于孩子未来的重要，但即使如此拼命工作了，他还是没办法攒下钱来给孩子上大学。

山田的大儿子想当律师，但是知道父亲工作很辛苦，也攒不下钱来，才上中学的他，就已经考虑要放弃上大学了。

当然也有已到退休年龄却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继续工作的老年人。74岁的老人铃木勇治经营着一家西装裁缝店，以前经济状况好时，他一年能收到100多套定制西服的订单。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破灭，现在他一年都接不到一两单生意，只能帮人改改裤脚、修修尺寸。经营状况的恶化，让他陷入了“穷忙族”的命运，每年收入只有24万日元（相当于1.4万人民币），加上每月6万日元的养老金，根本不够用。为了节省开支，第一步就是消费迅速降级。铃木先生每一餐饭的花费只有100到200日元，采访那天，他的午餐就是99日元3盒的纳豆（相当于人民币7元3盒），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单亲母亲生活更加艰难，企业为节省成本，派遣工和临时工等非正式工增多，就业女性中非正式工占一半以上。铃木里美女士每天打两份工，晚上回家要深夜2点以后，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每月收入合计人民币12000元，去除房租、水电、教育费用只剩1300元，加上政府发放儿童补助，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他们年轻时是穷忙族，一直努力工作，却怎么也存不什么钱来。到了老年，就陷入老无所依的处境。这种现象被称作“老后破产”。推动二战后日本社会发展的团块世代约1000万人，其中八成是工薪阶层，是当年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脊梁。团块世代：指日本在二战后1947~1949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约有1000万人，学者堺屋太一将这一时期出生的人称为团块世代。

这一代人赶上了日本高速发展的时期，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富足的，但是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晚年却面临着严峻的现实，陷入经济拮据的困境。

日本内阁府调查结果表明，虽然部分人有2000万日元以上的存款，但没有存款或存款不足百万日元者也为数众多。（阿沐：一万日元约合600多人民币）

2.东亚模式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到1973年的高速发展时期，期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3%，1974年到1990年稳定增长及泡沫期，平均年增长率3.7%，以及1991年泡沫破灭到世纪之交的低速增长期。

韩国经济上世纪50年代年到90年代中期年，经历了长达40年的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8.8%，被称为称汉江奇迹；亚洲金融危机到次贷危机期间，进入年均5.5%的中速增长期，08年至今，维持3.1%的增长率。

台湾自二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末，也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90年代到次贷危机前，保持5.9%的近20年的中速增长，08年至今，进入2.7%的低速增长期。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2019年投资策略会发表了名为《知止不殆》的演讲，其中提到我国经济增长过去十年经历了长时间的趋势下降，形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有周期性的、有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贸易低增长的背景。但是，十年减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经济内在的，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复杂度提高由模仿追赶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从出口、投资驱动转为消费、服务驱动。这样的驱动方式的转变，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化。

展望未来，他把中国经济与其他东亚经济体横向比较研究，以人均GDP为基础，以二产相对三产的比例作为观察指标确定我国现在与历史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类似发展阶段。

以中国2010年作为对标元年，参照日韩台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认为我国的经济减速还未结束。

同样的，我国在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

究其主要原因，从供给端和需求端看，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然而这两大红利目前正在衰退。

从供给端看，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劳动力资源数量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潜在增长率下降。从需求端看，全球化红利衰退，外需减弱，外资退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了巨大冲击，全球经济遭遇重创。

世界银行曾总结过东亚奇迹的共性——强势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儒家文化为特征的社会文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而纵观东亚几个主要经济体，会发现它们大多都有两个明显的“经济增速换挡”。

牛津大学《全球经济史》作者罗伯特·C.艾伦认为，日本经济繁荣的终结有其深层次原因，那就是支撑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各种条件已不复存在，日本已经填平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经济增长速度只能和世界技术前沿的拓展速度保持一致——每年增长1%至2%，“日本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我想，韩国、台湾，都是与日本一样，经历了经济增速的放缓，包括中国，也不会例外，东亚国家经历的发展历程，对我国的未来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他们在经济增速下行以后出现的问题，我们很可能也会遇到。

3.如何应对

站在当下，30岁至45岁的中坚力量，20年后，如何在未来社会经济的趋势性演变过程中，避免片中“穷忙族”及“老后破产”的窘境呢？我不会说要理财、要投资指数基金获取复利威力等空话，务实一点，我想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珍惜当下

现在我国的发展速度还能保持中高速发展，社会中还有相当的机会，包括就业、投资等方面，阶层的跃升之门虽然越来越小，但比起发达国家还是有“中国梦”，大学生就业率还好于日韩欧美，城镇化也仍在进程中。

但是某些领域也在逐渐走向内卷化，比如国企工资近七八年几乎增长停滞，相比70年代的大学生，80年代毕业生工作后晋升机会减少，重点大学农村孩子比例明显减少等，以至于发出“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感叹。

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已步入“高质量增长”阶段，经济快速增长时，蛋糕一直在做大，分配矛盾不突出，进入存量阶段后，矛盾开始尖锐，分化开始加大。

二、保持稳定的工作

片中几位陷入经济困难的一个共同点是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由于各种原因，靠打零工为生，由于收入较低，就不得不打两份、三份工，疲于奔命。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也强调了一份“好工作”对于摆脱或避免陷入贫穷的重要性，即工作稳定是中产阶层与穷人的一个界限，稳定的工作意味着可以为未来做长远打算，有耐心为子女教育投资，更容易获得贷款及医疗服务等等。

在工作中占据真正的竞争力和资源，可以增强安全边际，不容易受到负面变化的影响。

三、子女教育

孩子教育无论对家庭还是国家都非常重要。《老后破产》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老人在赡养上一代的同时，还不得不接济成年子女，原因多是由于子女没有正式工作和收入，无法自立，以至于啃老，在长大后仍然成为老人的负担。《贫穷的本质》中也着重强调孩子教育对于摆脱家族困境的作用。

《全球经济史》中总结落后国家要在工业化道路上赶超，必须实现的四个目标：一要废除内部关税并改善交通条件，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市场；二要征收外部关税，保护民族工业；三要成立银行，稳定货币，提供商业贷款；四要建立大众教育体系，加快新技术的引进和发明。

对于国家，工业化是富强的必由之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繁盛兴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业生产。据《全球经济史》数据，1750年，世界上的多数产品由中国（占世界总量的33%）和印度次大陆（占世界总量的25%）制造。到1913年时，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下降到4%和1%。

在此近200年的历史中，英国和欧洲、美国分别经过工业革命或完成了工业化，英美欧占世界总产量的3/4,而以中国和印度等帝国为主的亚洲，则从世界制造业中心彻底沦为只会生产并出口农产品的典型不发达国家。国家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中国承受了100多年的屈辱史，印度则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四、健康

为预防疾病投入金钱和精力，而不是为治疗疾病花钱。努力保持健康，健康是工作和收入的基础，也是避免大额医疗开支的基础。

五、保险

如果力有所及，除了基本社会保障以外，最好再购买补充医疗保险。保险的本质是以小成本对冲小概率但影响重大的风险。

上述书中提到，穷人像基金经理一样，要面对更多的风险，唯独不同的是没有基金经理的高收入。比如穷人大多经营小生意和农场，天气、经济波动都更容易影响他们，本次疫情也很明显，经济增速降低，公务员和大企业职工的收入并没有收到直接影响，受影响最大的农民工。

保险公司则更不愿意为他们提供保险，或者需要付出更高的保费，保险服务的缺失，也是导致更难摆脱困境的原因。

六、合理消费

为什么很多有固定工作的中产阶级，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很差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控制不合理消费，往往收入越高，支出也越高，即没有为风险投资保险金，没有积累下存款和资产，一旦面临重大变化，家庭财务就很脆弱，很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富爸爸穷爸爸》中说的陷入了“老鼠赛跑”游戏，穷人与富人的区别就是，穷人一直在为了钱去工作，而富人让钱为他工作。

七、收入多元化

合理消费的目的是减少不必要支出，积累本金和资产，这样才有机会让钱为你工作。要逐步建立资产性收入与知识性收入，不要始终处于靠体力和时间赚钱的模式，年龄增加体力精力下降是自然规律，步入中年后不能仍然与年轻人在体力和精力上竞争，你的优势应该是经验、知识、视野及资金。

收入多元化还体现在对收入的掌控上，要建立自己完全掌控的收入，而不是依靠什么人允许你做一份工作上。建立自己的事业，老板和靠知识工作的人，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工作到什么年龄，而不是必须退休。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