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之所以认为“财政史研究毕竟是对政治与财政、社会经济与财政的相互关系，即政治与社会经济的连接点的研究。因此不仅可以在一般论方面研究相互关系，并摘出规定其相互关系的伦理非常重要”【1】。因此，对于财政史固有的问题领域，例如例举一个财政收入的推算，有必要从人13过渡论、经济动向、农业技术、平均收获率、手工业的技术水平、货币经济等经济史的方面，及税役制度的开展、财政运营系统与其变化等财政制度史的方面等进行研究，同时有必要坚持不懈地从君主与财政、官僚与财政、该时期的政治性课题与财政等政治史的方面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且，应该重新考虑财政本身在该时期的意义【2】，举例秦汉时期的财政来看所应解决的问题点还很多，因此虽然承认“大胆提议”的必要性，但觉得提出根据全体性理论乃至全中国史的财政阶段论等还为时过早。

一、秦汉财政史的研究史方面的问题点

　　此研究明确了，西汉时期的财政为二元财政，前期与国家财政相比较少的帝室财政逐渐增加，到了后期其收入可以与国家财政相媲美，因此帝室财政变富裕了并获得了巨额余额。由于该帝室财政的暴涨，渐渐产生了进行改革的要求，以至促使东汉的光武帝进行了将国家财政即大司农财政一元化的大改革，那就是被称为“然而光武的改革是否多少太极端了？是否捉鸡不成，反蚀把米了”的财政变动论。并且以帝室财政为中心的各种收入、支出、负责机构即少府、水衡都尉的官吏的职务内容等的说明也都包含于汉代财政史的基础内容中。

　　接着，宫崎市定在《古代中国赋税制度》【5】中叙述道，进行关于赋、税、役的发生史方面的研究，而更接近了财政，最原始的财政只是私人财政，在军赋成为物纳以后进行了个别会计，由此产生了王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区别，国家财政越变越重要，到西汉景帝后三年（公元前143年）田租被移管到了国家财政上。国家财政是从私人财政中发生的观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不能赞同根据其名称而将负责米谷的治粟内史解释为其负责了帝室财政的观点。

　　受到该食货学派的影响，从30年代始到40年代初在日本，经济、财政研究也进行得非常活跃。其中叙述中国历代的财政收入的吉田虎雄提出了以“两汉财政”为题的财政变动论【7】，但其停留在根据政治史方面的背景整理相关史料的水平，需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研究战国时期的专制君主的私人收入来源的增渊龙夫，依据加藤繁的研究【9】发表了注重公田的研究《先秦时期之山林薮泽与秦的公田》【10】，以山泽的税及市井的税为基础明确了根据专制君主的山泽的私有化。为本质上明确商工业税部分的比重大的帝室财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还须研究将整个公田作为帝室财政收入来把握的问题。

　　关于与财政史密切相关的官营手工业等，可以举佐藤武敏的研究【12】，也有以专卖制为中心的影山刚的研究【13】。有进一步研究二元财政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好并隆司的一系列研究【14】。好并关于财政的论点为，⑴根据苑园、公田的开放政策将帝室财产编进国家财政，⑵将王莽时期由少府进行管理的山泽等移管到郡县，这是出现豪族与齐民制相互妥协的情况，并据此形成一元化的经济体的起因。指出⑴很正确，但有必要考虑全部公田并不都由帝室财政所管，并且⑵指出随王莽时期而变化很重要。但关于财政变动与社会经济动向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停留在直接的连接上。

　　关于货币经济的问题，中国的彭信威叙述了前后两汉时期外流到西方的金【16】，劳榦也强调了关于金外流的途径还有南海途径【17】。早于他，日本的牧野巽指出了从西汉后期开始的货币经济衰退状况和汉代时期铜生产量的减少【18】，虽然没有进行具体的议论但宫崎市定指出了，由于西汉时期西方交易出现了金外流的现象，王莽的经济政策也是针对上述不景气的对策【19】，这成了上述河地说的背景。

　　首先对于公田的问题，用国家财政部分的比重很大为依据批评了增渊龙夫的公田论，一边认同好并隆司的关于公田是从帝室财产到国家财政的说明，一边研究了公田经营的变迁与山泽的性质变化、及关于财政变动的王莽时期的问题等（《山田1》）。其次，对于只有加藤繁说而不充分的财政变动与官僚层之间的关系，以财政三官（大司农、少府、水衡都尉）就任者为中心进行了研究，指出了西汉末帝室财政运营的局限状况（《山田2》）。首先指出了秦时期大内与少内的存在可能性，后又被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等证明其实际存在。

　　根据《山田8》至《山田11》进一步研究了均输平准等武帝时期的财政诸多问题，其中首先指出了关于财政思想的“均的理念”的存在（《山田l2》）。并重新检讨了大内、少内问题（《山田l3》），进行了对秦时期的工官、市官、田官的研究（《山田工5》），重新探讨武帝时期的三铢钱的发行问题而开始叙述全体秦汉货币史（《山田l4》《山田16》《山田17》）。

　　最近兴起了作为由国家进行社会综合与再分配的机构的财政的观点，及根据专制国家的“内部货币”论重新检讨中国货币史的视点，来研究财政与货币问题的潮流。渡边信一郎【27】与佐原康夫【28】的研究就在此列。并且由于新出土文字史料与考古学方面的诸多史料的增加，可以对收藏谷物、武器、钱等的仓、库、财库等进行具体的研究【29】。今后通过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有望明确财政机构、经营的实际状况。

　　完全投入于研究史中就有可能白白浪费精力，而进行整理甚至更为粗浅，因此没有充分认识研究史的“新见解”就只能停留在“旧见解”的水平上。因此为了进行有创意性的“大胆提议”，有必要经常以自己的观点整理研究史。

　　整体研究财政史时需要的研究构思，除一般考虑的财政收入、支出、财政运营机构与系统、财政政策与决策、实施、预算与会计监查等以外，还需要留意该时期的特殊诸多问题。例如秦汉时期的二元财政问题，唐代后期以后的专卖制与军事等。且也必须考虑由于不同时期史料的存在方式不同，而存在论证水平的相异的情况。但为最基本的制度史方面的解释，必须不断参考中国历代的财政史研究的成果【30】。它是将秦汉财政进行相对化，进行对照性研究所必须的工作、视点。

　　作为一个具体例子举西汉文帝时期末年（公元前157年）的收入。

　　考虑该时期交纳口钱的年龄为3岁至14岁【33】，该人口结构为3岁至14岁略多于32％（1036万名），15岁至59岁略少于61％（1951万名），每户平均为4．8名全户数为657万户。耕田面积为328．5万公顷，包含实际上不耕作的耕田的全部面积应加倍【34】。再乘上平均收获率2．5石与十五分之一的税率。而且此时期存在诸多的诸侯王国，全体58郡中直辖郡为23郡，工7王国为35郡，假设按此郡数比率计算，直辖郡有261万户，王国有396万户。并且假设此时期的侯国为135个，平均两千户时，须从直辖郡户数中减去27万户才行【35】。对于皇后、太子、公主等汤沐的邑也同样计算，预计总共65县左右时，加之各种推算那么侯国的田租收人为225万石，汤沐的邑为271万石。

　　成为帝室财政收入的酌金，在文帝时期不是每千名人口缴4两，而有可能比这还多【37】，假设为6两，那么王国为7235斤多，侯国为506斤多，总共约为7742斤（7742万钱）。与此相比献费是巨大数目，如果每人缴63钱，那么王国为12亿1527万钱，侯国为8284万钱，总共12亿9811万钱，如果每人缴50钱，那么总共缴10亿3025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