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5年春，时任剑南节度使的严武暴毙成都，年仅四十岁。这位封疆大吏的死触发了诗史和历史上数件极为奇葩的逸事。

公元765年春，时任剑南节度使的严武暴毙成都，年仅四十岁。这位封疆大吏的死触发了诗史和历史上数件极为奇葩的逸事。

严武生前是个出将入相的狠角色，在内担当太子宾客、京兆尹等极具升值空间的热门政要，出外则身兼剑南节度使和成都尹，实权在握。显然，严武完全称得上官场得意，与在京抑郁，出京更抑郁的贾谊天差地别。

也恰是这位严母，在儿子尸骨未寒时，竟然拍手叫好，大赞儿子死得好、死得妙。她的理由简单且犀利，“而后吾知免为宫婢矣！”一句话，将白送黑变喜丧。

话说回来，儿不嫌母丑，母也不应嫌儿恶，况且死都死了，何必笑语伤亡魂。严母的异常究竟有无隐情，或者她干脆就是后母？事实上，这对母子非但脐带相连，而且经受过血光的考验。

正当严父怒火攻心，叫人绑了亲儿子时，小严武自己跳了出来，大义凛然地说，“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儿之母乎？故须击杀，非戏也！”谁知严父听完这番豪言，竟转怒为喜，感慨道，“真严挺之子！”

二

事实也印证了家教的影响力。乾元二年，严武入主川蜀。对蜀中百姓而言，严武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

当此危机时分，严武走马到任，决心与吐蕃血战到底。严武竭尽所能召集兵马，四处筹集粮饷，组建了一支斗志高昂的新军。在战斗中，严武身先士卒，往往一骑当先，陷阵斩将，唐军高歌猛进，吐蕃节节败退。广德二年，严武集结三军，在当狗城与吐蕃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会展。战事很快便见分晓，唐军以微弱伤亡为代价，杀敌七万余人，俘虏无数，一战击溃吐蕃主力。严武率军继而乘胜追击，夺取盐川尽复失地，尽归难民。

从军事角度看，严武确为川蜀百姓的天使。可惜身为封疆大吏，内政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严武的魔鬼本性，在内政上暴露无疑。

“肆志逞欲”，军事上无与伦比的辉煌令严武的个人欲望迅速膨胀，朝廷的爱惜与恩宠更是令这种膨胀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严武的府邸豪奢，姬妾成群，佣仆不计其数，这种糜甚皇室的生活，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来维持，这就促成了严武的第二宗罪。

“赏罚无度”，严武少时敢于鎚杀父妾，且毫无惧色，可见他“视事多率胸臆”的特有脾性。无论舞姬回眸一笑，还是厨子好菜一道，只要博其欢心，便可获赏钱百万。因此严府随便一个小打杂都不容小觑，极可能是身价百万的富豪。赏的极端，对应着罚的极端。下属一言不慎，严武一耳不顺，便能蕴育致命杀机。梓州刺史章彝在拜谒严武时，因为“小不副意”，芝麻大点的小摩擦，便被严武当众“杖杀之”。一个朝廷任命的堂堂刺史，就这样被随意处死，着实惊心骇目。严武此举瞬间威震全蜀，再无人敢稍逆其意。

三

笔风严谨的唐人轶事史《唐语林》记录了这个过程。中年时代的杜甫个性满满，与那个被贫困压弯了腰的“老杜”不可同日语，在严武的宴会上。杜甫趁着酒兴，对严武说，“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暗讽其少年时的不轨行径。“暴猛，好衔怨”的严武一听立刻勃然大怒，对杜甫“恚目久之”后，终于想出一句狠话，“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耶？”回敬杜甫，你不过是个破落户，竟敢挑衅猛虎，是想找死吗？

有一位大诗人，是杜甫和房琯共同的好友，他独具慧眼，早在京中便看透严武才高品低，两位好友相继入蜀，看似有熟人可依，其实凶险暗含。这位大诗人就是李白，对杜甫和房琯发自内心的担忧，促成了他的代表作《蜀道难》。诗中直言不讳蜀地“所守或非人，化为狼与豺”“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并规劝二位好友，“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新唐书》和《唐语林》皆坚定认为《蜀道难》应如此作解，这显然十分契合逻辑和情理。

杜诗是个缝隙超大的滤膜，将严武不光彩的正面和侧面统统滤掉，只留下一个乐善好施、爽朗友善的老好人形象。严武的死直接导致大诗人杜甫丢差断炊，一贫至死，这似乎才是他壮年暴毙最大的悲哀。